1936年秋，在甘肃临泽地区，红五军政委李卓然接到命令，急速向高台方向进军。他当时无法预见，这支部队将面临惨烈的战斗，几年后他所惦记的，不再是个人荣升，而是长征途中一个命运转折的“错失”。李卓然生于1899年，来自湖南湘乡，与毛泽东同乡。尽管家庭条件普通，但他在父亲的支持下接受了教育。年轻时，他积极参与进步思想和爱国活动。1920年，他前往法国勤工俭学，此后又到苏联学习军事。

1929年，李卓然回国后投身地下活动与兵运训练。在上海的隐秘工作中，他根据苏联红军的经验，参与了红军早期工作条例的翻译，并在一次俘获工作中结识了后来被称为王诤的吴人鉴，他日后成为人民军队无线电通信的重要奠基者。1930年，李卓然经香港进入中央苏区。第一次反“围剿”后，他负责红军总部直属队的政治工作，并接触工兵、炮兵和无线电等单位。1931年，他调至毛泽东身边，担任其办公室主任。虽然共事时间不长，但他周到的工作获得了毛泽东的信任，并在毛泽东养病期间多次前去探望。李卓然曾表示：“组织交代的事，办妥就好。”

1931年11月，赣南会议后，毛泽东调动职务，李卓然也随之离开毛泽东身边，担任红军政治部职务并参与多次反“围剿”作战。1934年8月，他被任命为红五军团政委，长征开始后承担后卫任务，这一角色极其艰难。在敌军的不断追击下，李卓然与部队苦战，伤亡惨重。有一次，他正在与指挥部通话时遭遇敌机袭击，虽侥幸逃过一劫，周围的战士却相继牺牲。1935年1月，李卓然得知遵义会议召开后，连夜赶路赶到会场，结合红五军团的实际情况提出了重重困难，支持毛泽东的主张。由于他的直接参与，这次发言受到重视，显示了他作为军团领导的分量。

然而，长征后半段的一次调动对他后半生影响深远。红一和红四方面军在会师后，出现了北上还是南下的重大分歧。周恩来找李卓然谈话，邀请他到红四方面军工作以促进团结，李卓然接受了这个任务，但在他留宿期间，红一和红三军团已经悄然北上。日后他感慨道：“毛主席北上，没有叫上我。”这不仅表达了他对被遗漏的不满，还透露出他对历史发展的无奈。李卓然随红四方面军继续作战，后参与西路军。1936年10月，三大红军主力会师，西路军被指派西进，面临极大的敌境压力，战斗异常艰苦。

1936年12月，红五军在高台展开激烈战斗，损失惨重，李卓然作为政治工作的负责人之一，与其他指挥官辗转突围，至1937年12月才回到延安。西路军的失利使责任落在李卓然身上。根据儿子的回忆，毛泽东要求他写检讨，李卓然接受并认真完成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部队转为八路军，他由于以往经历被降级至八路军后方政治部担任宣传科长，整整降了八级。对此安排，李卓然并无怨言，曾对家人说愿意接受任何工作。

此后，他在宣传、教育和组织工作中不断奋进，先后担任多项重要职务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李卓然主动要求降低评定等级，1955年军衔制度实施时，他也选择不参予授衔。1989年11月9日，李卓然在北京去世，享年90岁。在临终之际，他愿意将骨灰撒向祁连山，那是西路军浴血突围并留下众多战友的地方。